这是从电视上看来的一个故事：有位民工回乡过春节，回来晚了三天，错过了孩子的开学（小学）日期，去报到时，遭到校方的拒绝，要孩子另择他校。民工再三认错，孩子再三哭泣，也没有用，因为班主任这一关通不过。如此耽误了一些日子，不得已而求援于电视台，经过记者的调解，校方总算破例开恩，孩子才又回到了课堂。

　　从道理上讲，从规则上讲，班主任起先那种严正的态度是无可非议的。我本来也看过算了。恰好在杂志上看到有位马祖照先生写的一段回忆，颇堪品味，转述如下：

　　1941年，时值抗战，马先生报考当时迁移在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。考期两天，最后一场考国文。那一阵马先生正在患疟疾，作文才写了个开头，便出汗打颤，连手指也发黑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。此时身边响起了一个温和的声音，原来那位瘦长的穿着蓝绸长衫的监考老师已经发现，走过来了，对马先生说：“同学，你发病了，静下心来，倘若短时间能够退热，我可以延长你的考试时间。”说完就叫工友送来了毛巾和温开水，又安慰他“不要怕，只要退了热，你能坚持下去的。”

　　马先生顿时精神一振，擦了汗，吃了口袋里带来的“奎宁”片，过了若干分钟，身上居然退热了，便继续写作文。但此时教室内别的考生都走了，只剩下马先生一人。监考老师又说：“耐心写下去，我在这里陪你。”也不知延长了多少时候，马先生终于交了卷，出于由衷的感激，他向那位老师深深一鞠躬。老师笑着说：“你算是一个强者，是经受得起痛苦的青年。”等到被录取入学之后，马先生才知道这位监考老师就是文学院院长刘天予教授，饱学之士也。

（摘自4月1日《新民晚报》作者秦绿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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